我点头。“我记着。”
他看着我,没再说话。过了很久,他忽然又说:“她小时候,我在她作业本上写批注——先想清楚,再落笔。这句话我说了一辈子。”他停了一下,“到了这把年纪才明白,有些话,等你想清楚了,就来不及说了。你写歌,该落笔就落笔。”
我说好。
她端着水回来的时候,她爸已经靠在枕头上闭着眼了。她放轻脚步,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她爸没睁眼,说:“我没睡。你俩走吧,别耽误事。沈暮——”
“嗯。”
“把那本书看完。看完了再来一趟。”
“好。”
“下次来,”他说,“带着歌来。”
出了病房,走廊里我们并排走。谁都没说话。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看着楼层数字往下跳:十三,十二,十一。像倒计时。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他说让我把书看完,下次带着歌来。”
“还有呢。”
“还有——”我想了想,“他说你小时候,他在你作业本上写批注。”
她没接话。电梯到了底楼,门开了。
出了住院部大门,成都的冬天没有北京那么冷,但风还是硬的。她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一眼十三楼的位置。
“四年前。”她说,“我在这儿给你发消息。你在成都,打车二十分钟就到。”
“嗯。”
“你没来。”
“没来。”
“现在你来了。”
“现在来了。”我说,“晚了五年,但来了。”
她没说话。过了几秒,她转身往外走。
“走吧。”她说,“去吃串串。我请你。”
我跟上她。走了几步,她又说:“我爸说你跟他年轻的时候有点像。”
“哪儿像。”
“说不上来。”她说,“他说你俩都是那种,心里有话,非要绕很远才肯说的人。”
我看着她。她没回头,但我知道她在笑。
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住院部大楼在身后,十三楼的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