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的眼睛。
“当面说想你。”我说,“第二句是——当面说我留。”
她坐在那里,没动。窗外的阳光又亮了一点,照在她脸上。
过了很久,她说:“你留。”
“我留。”我说。
她低下头,把那个保温桶的盖子拧开,又拧上。拧了两遍。
“粥我晚上喝。”她说,“中午你别走,我给你煮面。”
“好。”
“你歌里写的那个留,”她说,“是想好了才写的吧。”
“想好了。”
她终于笑了一下。很短。像北京的冬天里,从云缝漏下来的一线光。
中午我在书店吃了面。下午她睡了一会儿,我帮她看了半天店,卖了四本书,账本上写了四个“沈”。傍晚她醒了,精神好了很多,说要去买排骨,晚上炖汤。
“你那个本子,”她说,“晚上带过来。我想看看第二句。”
“行。”
她穿上外套,围巾围了两圈,把脸埋进去一半。出门的时候,风铃响了。
晚上我把五线谱本带过去。她在里间炖汤,砂锅咕嘟咕嘟地响,整个书店都是排骨的味道。
我把本子放在圆桌上,翻开。她端着碗出来,看了一眼。
副歌的位置,两行字并排躺着。
当面说想你。
当面说我留。
她没说话,把碗放下,伸手,用指尖在那行字上轻轻划了一下,像怕划坏纸。
“这五个字,”她说,“你要说话算话。”
“算话。”
“那行。”她说,“歌写完了,第一个给我听。”
“好。”
“第三句,我不着急。”她说,“你慢慢写。”
砂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响。北京的冬夜,书店里很暖和。
那首歌,还是没有写完。
但副歌,有第二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