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端着粥碗,碗里的粥已经凉了。
“我把两个消息放在一条里发的。”她说,“我爸的病,我的病。我想着,你要是点开那篇文章,你就都知道了。你要是没点开,那就算了。”
“算了。”我重复。
“算了。”她说,“后来我想,你没回,就是不想知道。那我就自己扛着。”
“我没不想知道。”我说,“那条消息,我看到了。没回。”
她抬起头看我。
“旧手机。”我说,“那条消息我一直收着,没删。你走了以后,我换过手机,那部旧的放进键盘抽屉里。后来我又翻到过一回,消息还在——那时候,你已经在北京了。”
她没说话。
“所以我来了北京。”我说,“我想当面跟你说。”
“说什么。”
“说对不起。”我说,“也说——别的。”
她低下头,看着圆桌上那碟鸡蛋壳。过了很久,她说:“你不用说对不起。”
“要说。”我说,“五年了,一句话没回。你发消息那天,我不知道那篇文章是写你的。我现在知道了。”
“然后呢。”她说。
“然后——”我看着她,“你让我记着你吃药。我记着了。”
她没接话。窗外的天光从玻璃门照进来,落在圆桌上。北京的冬天,早上八点半,阳光薄得像一层纸。
“你会不会觉得,”她说,“跟我在一起,太麻烦了。”
“不会。”
“我说真的。”她说,“我这个病,要吃药,要复查,不能累,不能感染。开店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拖一个人进来。”
“你拖我进来了。”我说,“五年前就拖进来了。”
她看着我。
“你手腕上那道疤,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看见了。”我说,“我没问。后来你走了,我五年没找到答案。现在我不想再等五年了。”
她没说话。我伸手,把碟子里摞起来的鸡蛋壳推开。
“你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说,“因为我又翻到那条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在备忘录里打了三个字——北京。很冷。但我在北京了。后来我见到你了,我把那行字改成了——她在北京。”
“这不是歌。”她说。
“这是歌的第一句。”我说,“副歌第二句,我昨天想好了。”
她愣了一下。“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但我没写。我想先跟你说。”
“那你说。”
我看着她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