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小说

第五章 信奉者（第1页）

　　我唯一爱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而痛苦，让我非常难过。

　　遗书

　　幸福就像脆弱的肥皂泡。——用这句话作为中学二年级男生的遗书的开头，会让人不舒服吗？

　　唯一挚爱的人离我而去的那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发现连香波瓶都是空的。人生就是这样。我只好往香波瓶子里接了够洗一次的水，用力摇晃，于是半透明的瓶子里充满了小泡沫。

　　那时候我就想，这就是我。将空瓶中残存的幸福残骸稀释，使其被小泡沫充满。即使知道这是无数空洞构成的幻象，也比空无一物要好。

　　八月三十一号。今天我在学校里安装了一个炸弹。

　　遥控引爆装置的开关是手机的发送键。只要使装入炸弹里的手机振动就会引爆。那个手机是我为此特地新买的，只要知道号码，任何人的手机都可以引爆它，如果有人打错电话，炸弹就会在五秒之内，砰！

　　炸弹就装在体育馆舞台中央的讲台里面。

　　明天是第二学期的开学典礼，全校学生都会在体育馆集合。我会在那里接受表彰。因为我第一学期写的作文获得了全县最优秀奖，昨天班主任寺田打电话告诉我的，还告诉了我表彰时的具体程序。

　　我上台接受校长颁发的奖状之后，校长就走下讲台，我站在讲台前朗读自己的作文。但是，我不会做那种没意义的事。我会发表短短几句告别词，然后按下手机按键……

　　一切都会被炸得粉碎。那群没用的废物也都得跟我一起消失。

　　对这起前所未有的少年犯罪，电视台一定会喜出望外吧？媒体会大肆炒作吧？这样一来，我会被大家看作什么样的人呢？与其让人们把“内心的黑暗”这种陈腐言辞和庸俗的想象安在我身上，不如直接公开这个网页。可惜的是，因为我未成年，不能公开真实姓名。

　　问题是，对于犯罪者，人们到底想知道什么呢？是成长过程、埋藏于内心的疯狂，抑或是犯罪动机呢？好吧，我就围绕这些来写吧。

　　我知道杀人是犯罪。但我不能理解这为何是坏事。人只是地球上无数生物之一。如果为了得到某种利益，而必须消灭某个物体的话，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尽管我有不同看法，但学校给出了“生命”这个作文题目，我仍然可以比全县所有中学生写得都好。

　　我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里的一句话：“被选中的非凡人物为了新世界的成长，拥有僭越现行社会规范的权利。”对此论点，使用“生命的尊严”等词汇，用中学生的口吻主张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可以被容忍的杀人行为。半小时不到我就写完了五张稿纸。

　　我到底要说什么？我要说的就是，文章里所叙述的道德观等只不过是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的学习成果而已。

　　有没有人本能地觉得杀人是恶呢？在这个信仰薄弱的国家里，大部分的人难道不是从一懂事就通过学校教育被灌输这种观念吗？正因为如此，才会认为残忍的犯罪者被判处死刑理所当然，尽管这里面会产生一些问题。

　　当然了，虽然极其罕见，也有人在通过学校教育，不顾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主张即便是犯罪者，生命也是同样宝贵。到底接受怎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那种感性呢？从出生开始，就每天晚上听大人给孩子讲述歌颂生命尊严的童话故事吗？（真的有这种东西吗？）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释然了。怪不得我没有这种感性。

　　因为我从来没听母亲给我讲过童话故事。她虽然陪我入睡，但每天晚上给我讲的都是电子工程学的内容。电流、电压、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戴维南定理、诺顿定理……母亲的梦想是成为发明家。“我想要制造出能够消除任何癌细胞的机器。”她的故事总是以这句话结束。

　　一个人的价值观或标准是由成长环境决定的。而判断他人的标准，我认为依据的是自己最初接触的人，一般来说，这个人应该是母亲。比方说对于A这个人，由严格的母亲养出来的人会觉得A很温和；但由温柔的母亲养出来的人就会觉得A很严格。至少我的价值标准是我的母亲。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没碰到过比她更优秀的人。也就是说，在我周围，都是些死了也不足为惜的人。很遗憾，其中也包括我父亲。他就是个典型的开朗快活的乡下电器行老板。我虽然不那么讨厌他，但也不认为他有什么活着的价值。

　　不管多么聪明的人都有低潮的时候，或者尽管不是自己的错，也会有被别人牵连的背运时期。母亲就是在这种时候遇见父亲的。

　　母亲是归国子女，在日本顶尖的大学读电子工程博士。她在研究的最后阶段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还在同一时期遭遇了车祸。

　　她去外县市的国立大学参加学会活动，回东京的时候，因夜行大巴的司机打瞌睡，巴士翻落到山崖下，死伤人数十多人，非常严重。父亲搭乘同一班巴士去参加学生时代朋友的结婚典礼，他把撞到头失去意识的母亲从车上拖出来，送上了最先到达现场的救护车。

　　因此机缘，二人相恋结婚，生下了我。不，也可能顺序相反。母亲没有完成研究课题，只修完了课程，无从施展多年所学，便来到了这个乡镇。

　　这段时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她的康复时期。

　　母亲常常在日渐萧条的商店街电器行的一角，用简单易懂的方法把她拥有的知识教给我一点儿。有时打开小闹钟的后盖，有时拆卸大电视，“研究没有尽头”，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

　　“阿修是个特别聪明的孩子。妈妈无法完成的梦想就指望阿修了。”

　　一面这么说，一面用连小学低年级生都能理解的语言反反复复地给孩子讲解她无法完成的研究。母亲或许获得了灵感，她瞒着父亲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了美国的学会。那一年我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