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小说

第三卷_第一部（第9页）

　　看来，本来就随时都可能讽刺发火的普弗尔今天特别激怒，因为他们竟敢不带他就去视察他的营地，对它品头评足。安德烈公爵通过与普弗尔短暂的一面，凭着自己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经历，对这个人的个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普弗尔属于那种一成不变、顽固自信到无可救药和宁愿受难的人，只有德国人才常常这样，因为只有德国人才对建立在抽象观念之上的科学——对完美真理的虚假认识如此自信；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论是智慧还是身体，不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都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人自信的理由是：他是世界上体制最完美的国家的公民，因此作为一名英国人，他永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他知道自己作为英国人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好的；意大利人自信是因为他容易兴奋，很容易便忘了自己，也忘了他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懂，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弄懂的。德国人的自信是最糟糕、最固执、最可恶的，因为他自以为知道了他自己臆想出来的真理与科学，但这些对于他来说却是绝对的真理。普弗尔显然就是这种人。他有一套科学，就是斜行进理论，这是他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史中得来的，在最新的腓特烈大帝战争史中、在最新的军事史中所见到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无稽之谈、野蛮行径、乱七八糟的冲突，作战双方犯了那么多错误，因此这些战争都不能称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一八〇六年，普弗尔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之一，不过他认为那次战役的失败丝毫也不能证明自己理论的错误。相反，在他看来对自己理论的背离才是导致失败的唯一原因，于是便用他特有的讥讽口气高兴地说：“我可是说过了，一切就要完蛋了”。普弗尔属于那种对自己的理论热爱到了忘记了它的目的——实际应用——的理论家；对理论的热爱使他仇视任何实践，也不想了解实践。他甚至对这次失败感到高兴，因为这次失败是由于在实践中偏离了他的理论，而这又恰恰证明了他理论的正确性。

　　他和安德烈公爵及车尔尼雪夫就目前的战事说了几句话，那神态表明他事先就知道一切将会很糟，甚至对此并没有什么不满。后脑勺上那几绺那没梳好的刷子以及在匆忙中理顺的鬓角尤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进了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立刻传来了他低沉的唠叨声。

　　十一

　　安德列公爵刚目送普弗尔走出房间，贝尼格森伯爵便匆匆走了进来。他朝博尔孔斯基点了点头，边走边给副官作着什么指示，停也没停便进了书房。皇帝随后就到，因此贝尼格森赶在前面，以便能有所准备，好迎接皇帝。车尔尼雪夫和安德烈公爵来到门口台阶。皇帝下了马，一脸倦容。保鲁奇侯爵热切地给皇帝说着什么，皇帝侧首听着，表情很不满意。皇帝移步前行，看来是想结束谈话，可这位激动得面红耳赤的意大利人却忘了礼仪，跟在皇帝身后继续说着：

　　“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营地的人……”保鲁奇说道，此时皇帝已经上了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便注视着这张陌生的面孔。

　　“陛下，关于那个建议在德里萨构筑营地的人，依我看，他只有两个地方可去：疯人院或者绞刑架。”没等他讲完，也好像是没有听见这个意大利人的话，皇帝认出了博尔孔斯基，亲切地对他说：

　　“很高兴见到你，去他们那里等会儿我。”皇帝进了书房。跟他进去的有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和施泰因男爵，他们进去后门关上了。有了皇帝的允许，安德烈公爵便和早在土耳其便认识的保鲁奇一起进了要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担任着相当于御前参谋长一职。沃尔康斯基从书房里出来，进了客厅，把带来的地图摊到桌上。他提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各位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事情是这样的：夜里得到消息说，法军在包抄德里萨营地（后来证实该消息是假的）。

　　第一个开口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全新的、无法解释的（只能用他想以此来表明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来解释）方案来摆脱目前的困境：在彼得堡大道与莫斯大道方向构筑阵地，按照他的观点，部队应该在那里集结待敌。看来阿姆菲尔德的这个计划早就拟定好了，他现在提起它并不是为了回答沃尔康斯基的问题（这个计划并不针对他的问题），而只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它说出来。在不了解战争将具有什么性质的情况下，人们有充分理由做出千百万条这样或那样的建议，这条建议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另一些人则表示支持。年轻的上校托利对这位瑞典将军的意见反驳得最为激烈，在争论的过程中他从侧兜中掏出一个写满字的本子，请求大家允许他读一读。托利在其详尽的笔记中提出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和普弗尔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保鲁奇反对托利，他提出向前推进的进攻方案，按他的话说，这是唯一能带我们走出目前的陷阱（他如此称呼德里萨营地）、摆脱情况不明的办法。在这些争论中普弗尔和他的翻译沃尔佐根（他在宫廷中的桥梁）一言未发。普弗尔几次轻蔑地哼着鼻子，转过头去，表明他决不会降低身份去反驳这些废话。不过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康斯基公爵叫他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时，他只说：

　　“问我干什么？阿姆菲尔德将军提出了一个将后方完全暴露的出色建议。或者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进攻策略，这很好啊！或者退守，也不错。那还问我干什么呢？”他说。“诸位可都比我更清楚。”不过当沃尔康斯基皱着眉说他是代表皇帝在问他的意见时，普弗尔站了起来，突然来精神：

　　“一切都搞砸了，都弄混了，都想比我高明，现在却又跑来找我：该怎么纠正？没什么可纠正的。一切都应该照我阐述的原则一丝不差地去执行就是了，”他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敲着桌子说道，“有什么困难？胡说，小孩把戏嘛。”他走到地图跟前，用干巴巴的手指戳着地图飞快地说了起来，想证明任何偶然情况都不会改变德里萨营地的合理，一切都考虑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迂回包抄，它必将灭亡。

　　保鲁奇不懂德语，就用法语问他。沃尔佐根走上前去帮助自己的上司（他的法语不好），给他翻译普弗尔的话，勉勉强强能跟得上他。普弗尔快速地证明说，一切——不仅是已发生的一切，包括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料到了，如果说现在出现了困难，那么所有过失都在于计划没能得到准确的执行。他不停地嘲笑，反复地证明，最后终于轻蔑地停止了自己的证明，就像数学家不再用各种方法去验证已被确证的题目一样。沃尔佐根继续用法语阐明他的思想，偶尔问普弗尔说：“是不是这样，阁下？”普弗尔就像一个在战斗中杀红了眼的人打起自己人来了，朝沃尔佐根生气地喊道：

　　“好了，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保鲁奇和米绍两人用法语向沃尔佐根发难。阿姆菲尔德用德语问普弗尔。托利用俄语为沃尔康斯基解释。安德烈公爵听着这些，默默地观察着。

　　在这些人中间最能引起安德烈公爵同情的是那个凶巴巴的、果断而又自信得不可理喻的普弗尔。显然，他是所有在场人中唯一不为自己谋求什么，不对任何人报有恶意的人，他只希望一点：把按照他多年心血得出的理论制定的计划应用于实际。他是可笑的，他的嘲讽也令人不快，不过同时他对思想的无限忠诚又令人尊敬。此外，除了普弗尔，其他所有发言人的言论都有着一八〇五年军事会议上所没有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对拿破仑天才的恐慌，虽然大家都在掩饰这种情绪，但它在每个人的发言中都流露出来了。在他们看来，对于拿破仑来讲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会从所有方向发起进攻，彼此用这个可怕的名字来推翻对方的假设。似乎只有普弗尔认为，拿破仑也像一切反对他的理论的人一样是野蛮人。不过除了尊敬之外，安德烈公爵还觉得普弗尔很可怜。从众朝臣对他讲话时的语气，从保鲁奇能在皇帝面前说出的话，主要还是从普弗尔本人脸上流露的某种绝望表情来看，显然大家都知道他离失势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虽然他很自信，有着德国人的那种喋喋不休的讽刺，但是他那梳理整齐的鬓角和脑后翘起的一绺绺头发的样子还是很可怜。看来，对于能在大规模实验中检验、并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的唯一机会从他身边溜走这件事，他感到很绝望，尽管他在用愤怒和轻蔑掩饰这一点。

　　讨论进行了很久。讨论得越久，争吵便越发激烈，达到了大喊大叫、人身攻击的程度，因而就越不可能从发言中达成任何共识。安德烈公爵听着这些不同语言的发言，这些假设、计划、反驳和叫喊，对大家说的话感到很惊讶。在他的军旅生涯中早就形成、而且经常出现在脑子里的想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军事科学，因而就没有所谓的军事天才——现在对于他来讲显然获得了完全的真理性。“在环境和条件尚不清楚也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在作战力量无从确定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理论和科学呢？”谁也不能事先就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一天之后我军和敌军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谁也不可能知道这支或那支队伍的力量。有时候，当前面的人不是叫喊着“我们被切断了”然后去逃命的胆小鬼，而是由一个快乐、勇敢的人喊着“乌拉！”那么五千人的队伍抵得上三万人，就像在申格拉本附近一样；而有时五万人却在八千人面前狼狈逃窜，就像奥斯特利茨那次。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科学？实际的情况是，任何事都无法确定，一切都取决于无数条件，这些条件的意义在特定的时刻才被确定下来，而对于这个时刻的到来谁都无法事先知道。阿姆菲尔德说我们的部队被切断了，而保鲁奇说我们令敌军腹背受敌；米绍说德里萨营地的不合理在于它背后是河流，而普弗尔说这正是它的威力所在。托利提出一个方案，阿姆菲尔德提出另一个；所有计划都好，又都不好，所有情况的好处只有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才见分晓。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谈论“军事天才呢”？难道天才就是那个按时命令运来粮草，叫这个往左，叫那个往右的人吗？只因为一些军事家有着权力和光环，一大群无耻之徒便趋炎附势，把他们本不具备的天才品质加在他们身上，便称他们为天才了。正好相反，我所知道的优秀将军们，都是一些傻里傻气或漫不经心的人。巴格拉季翁最为出色，拿破仑本人都承认这一点。还有波拿巴本人！我还记得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他那张洋洋得意的傻相。一位好的统率不仅不需要有天才和其它一些特殊的品质，而且正相反，他应当缺乏那些人类最美好的品质——爱、诗意、柔情、钻研哲理的怀疑态度。他应该头脑简单，坚信自己所做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他就会缺少耐心），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勇敢的统帅。上帝保佑，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他就会去爱什么人，会有怜悯之心，会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然，自古以来就为他们编造了天才的理论，因为他们有权力。军事活动中取得成绩的功劳并非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队伍中喊着“完了！”还是“乌拉！”的那个人。那么只有在这样的队伍中你才可以满怀自信的服役，相信你是有用的！

　　安德烈公爵一边听着讨论一边这样想，当保鲁奇叫他时他才缓过神来，这时大家已散开了。

　　第二天，在阅兵时皇帝问安德烈公爵希望在哪里服役，这次安德烈公爵永远失去了在宫廷内发展的机会，因为他没有请求留在皇帝身边，而是请求到部队去。

　　十二

　　罗斯托夫在开战前收到了父母的来信，在信中他们简短地给他讲了娜塔莎生病以及她和安得烈公爵解除婚约的事（他们说是娜塔莎提出的退婚），再次要他退役回家。收到信后尼古拉并没有打算请假或退役，而是给父母写信说他对娜塔莎的病情以及她和未婚夫的分手表示同情，他会尽力满足他们的愿望。他给索妮娅单独写了封信。

　　“我衷心爱恋的朋友，”他写道，“除了荣誉，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回乡。可是现在，开战在即，要是我将个人幸福置于对祖国的责任和热爱之上，那么我不仅无颜面对所有的同事，也无颜面对自己。不过这是最后一次离别。请相信，战争一结束，假如我还活着，假如你还爱着我，我将会抛开一切飞到你的身边，永远把你拥入我火热的胸怀。”

　　的确，只因为开战才耽误了罗斯托夫，使他不能回去——如他所答应的那样——与索妮娅结婚。奥特拉德内的秋猎、冬天的圣诞以及索妮娅的爱情让他看到了前所不知的贵族生活的宁静与欢乐，现在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他。“可爱的妻子、孩子，一大群良种猎犬、十到十二群凶猛的狼犬、操持家业、与邻居交往，还有担任选出的公职！”他想道。可现在战争开始了，应该留在团里。因为就应该这样，再加上尼古拉·罗斯托夫的性格，他对团里的生活倒也满意，也能使自己过得很愉快。

　　休假回来，尼古拉受到了同事们的热烈欢迎，又被派去为部队采购补充马匹，从小俄罗斯买回一批良马，这使他非常高兴，为此他还受到了长官的夸奖。休假期间，他被提升为骑兵大尉，当全团进入战争状态并扩编时，他又接管了以前的骑兵连。

　　战争开始了，他所在的团开到了波兰，发了双饷，来了一些新的军官和人员，补充了马匹。而最主要的是，到处都洋溢着战争初期常见的那种兴奋与快乐；罗斯托夫清楚自己在团里的有利地位，全身心地沉浸在服军役的乐趣与满足之中。虽然他知道早晚会离开这一切。

　　由于国家的、政治的和战术上的各种复杂原因，部队撤离了维尔诺。每一步撤退都伴随着总部里各种利益、意见和情绪的复杂争斗。对于保罗格勒团的骠骑兵来讲，带着充足的给养在夏天最好的时候进行的这次撤退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而且令人愉快。灰心气馁、担心害怕、勾心斗角，这是只有在总部才会有的事情，而在基层部队，谁也不会问自己要去哪里，为什么去那里？如果说对撤退有遗憾的话，那也只是因为要离开住惯了的房间和漂亮的波兰小姐。如果还有人能想到了糟糕的战局，那他也会像一个好军人应该做的那样，尽量快乐起来，不去想整个战争的进程，而只想自己眼前的事情。一开始是快乐地驻扎在维尔诺附近，与波兰地主们结识，等待并接受皇帝和其他高级将领的检阅。然后接到命令向斯文齐亚内撤退，销毁带不走的军粮。骠骑兵们记住斯文齐亚内只是因为这是一座出了名的“醉营”——全军都这么叫斯文齐亚内的驻地；再就是因为在斯文齐亚内，对部队的报怨很多，说他们利用征粮命令，抢夺波兰地主的马匹、马车和毯子。罗斯托夫记住了斯文齐亚内是因为他在到达这个地方的第一天便撤换了无法应付连里所有醉鬼的司务长，他们未经允许便运走五桶陈年啤酒。从斯文齐亚内继续撤退，一直撤到德里萨。接到又从德里萨撤退，已经快到俄国边境了。

　　六月十三日，保罗格勒团的官兵们第一次正经打了一仗。

　　六月十二日夜，战斗的前一天，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风雨，电闪雷鸣。一八一二年的夏天经常有暴风雨。

　　保罗格勒团的两个骑兵连在已被牲口和马匹彻底踩坏的已经抽穗的黑麦地里露营。大雨倾注。罗斯托夫和受他庇护的年轻军官伊利英坐在匆忙搭起来的棚子里。他们团一个胡子留到两腮的军官从司令部回来，正好遇上了雨，就顺便来看罗斯托夫。

　　“伯爵，我从司令部来。拉耶夫斯基立功的事您听说了吗？”那个军官给他们讲述了他在司令部听到的萨尔塔诺夫卡战役的详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