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柜台前,看着她。她被我盯得不自在,把一摞书往旁边挪了挪:“看什么。”
“看你。”我说。
她没接话,耳朵根有点红。过了一会儿,她说:“你那把琴,带回去吗。”
“带回去。”我说,“录完再带回来。”
“嗯。”她说,“路上注意安全。”
“嗯。”
我在书店待了一下午。帮她理书,贴剩下的价签,给绿萝浇水。绿萝从医院搬回来了,放在窗台上,叶子绿得发亮,比住院那会儿精神多了。她坐在柜台后面记账,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什么也不说。
傍晚打烊,我帮她把卷帘门拉下来。铁门哗啦一声落到底,震起一小片灰。她站在门口,围巾裹到鼻子底下,只露出一双眼睛,跟上次她赶我走那天一样。
“几点的车。”她问。
“后天早上。”
“那明天还来吗。”
“来。”我说。
她没再说什么。我转身要走,她在后面叫我:“沈暮。”
“嗯。”
“你把歌录好。”她说,“我等着听。”
“好。”我说。
那天夜里,我坐在出租屋的窗边,把《天井》又弹了一遍。没有开灯,只有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唱到副歌最后一句,我停了一下,想起她坐在书店那把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听我唱完的样子。唱完,我把吉他收进包里,拉好拉链。
我走出巷子,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北京的风还是干,吹得脸发紧。我摸了摸兜里那张折好的纸,隔着布料,能摸到折痕。
明天还去书店。后天早上,我回成都。
把《天井》录出来。录好第一版,发给她。
然后,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