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八点,我站在不知书店门口。
门虚掩着。风铃被我推门带得响了两声。店里还没开灯,收银台上放着一杯水和两粒药——我昨晚走之前放在那里的,杯盖上,白药片,排成两粒。
她听见声音,从里间走出来。头发没梳,披着一件旧棉袄,脸还是白的,但比昨天好了一些。
“八点。”我说。
她看了一眼收银台上的药,没说话,走过去,把两粒药放进嘴里,就着水咽下去。
“记着了。”她说。
“嗯。”
“你几点起来的。”
“六点半。”
“为了提醒我吃药,你六点半起床。”她说,“你是不是傻。”
“是。”我说,“我给你带了粥。”
我把保温桶放在收银台上。小米粥,我熬了四十分钟。她看着那个保温桶,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先进来坐。外面冷。”
我进来,她把灯打开。暖黄色的光一下子铺开,像把昨天晚上的冷都挡在门外。
“你坐下。”她说,“我煮了鸡蛋。”
我们面对面坐在圆桌旁边。她剥鸡蛋,剥得很慢,把壳一片一片揭下来,放在碟子里。我喝粥。粥还烫,我吹了吹。
“昨天在医院,”我说,“医生说的那些,我都听见了。”
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剥。“嗯。”
“血小板低。药不能停。别熬夜。别感染。”
“你都背下来了。”她说。
“我记性好。”
她把鸡蛋放进我的碟子里。“吃。”
我吃了。蛋白有点咸,她蘸了酱油。
“知意。”我说,“你昨天说,不知道怎么开口。今天能开口了吗。”
她没马上回答。她把另一颗鸡蛋剥开,蛋白放在碟子里,蛋黄掰成两半。
“五年前查出来的。”她说。
我端着粥碗,没动。
“再生障碍性贫血。”她说,“医生说的时候,我一个字都没听懂。后来自己查了,懂了——就是骨髓造不出血了。血小板低,白细胞低,容易出血,容易感染。轻的,靠药维持,能活很多年;重的,要考虑换骨髓。”
“你是哪种。”
“中间那种。”她把蛋黄放进嘴里,嚼了很久,“不算重,也不算轻。靠药压着,血象能稳住。稳不住的时候,就得去医院。”
“就像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