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写完了的第三天,成都的电话打来了。
那天下午我在出租屋擦琴。琴弦刚换过,新弦的声音亮,还有点涩,得弹一阵子才顺。手机在桌上震,我拿起来,是个成都的号码,不是苏荷的。
是老板。
“沈暮。”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怎么了。”
“王哥那单开工了。”他说,“人家点名要你录。材料我发你邮箱了,你看了没有。”
“看了。”我说。其实没看。
“看了就好。”他说,“开工定在下周一。你赶得回来吧。”
我没说话。窗外的风很干,把晾在阳台上的衬衫吹得鼓起来。北京快入冬了,天黑得早,才五点多,楼下的路灯已经亮了。
“沈暮。”他说,“我不是催你。你这个假,请了快两个月了。棚里的事苏荷一直帮你顶着,她顶得住,客户等不住。王哥这单不小,你要是不接,趁早跟人家说一声,别耽误人家开工。”
他提苏荷的时候,顿了一下,像是斟酌过用词。
“苏荷呢。”我问。
“她让我别找你。”老板说,“原话是,你的事她不管了,往后催活这种电话,谁爱打谁打,别让她打。”
我拿着手机,站在窗边,没说话。
“她说这话的时候,”老板说,“不像开玩笑。我也没多问。你俩的事,你们自己清楚。”
“嗯。”我说。
“那你回来不回来。”他问。
“回来。”我说,“周一之前到。”
“行。”他说,“票订了跟我说一声,我去接你。”
挂了电话,我站了很久。
以前催我回去的,都是苏荷。她打电话来,声音轻快,说沈老师你在北京待上瘾了是吧,说客户催了三次了,说单子我帮你压着,说你别把人的活拖黄了。她总是先骂我一顿,再替我兜底,末了再加一句——先把你的歌写完。
现在电话那头换了人。老板说话干脆,句句落到实处,没有那句“先把你的歌写完”。
我把手机放回桌上,走到窗边。楼下有人在遛狗,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我想起录音棚里我的工位,桌上那盏旧台灯,还有键盘旁边永远贴着的一张黄色便利贴。“今日加浓。”四个字,她写了五年。我从来没问过她为什么写这四个字,就像她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那个工程文件五年不删。现在那张便利贴不会有了。工位上大概会空一块,像缺了颗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