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巷子口的台阶上坐下来。掏出了手机。
不是看微信。是翻相册。
我的相册里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叫"工程文件"。里面没什么工程文件——全是五年前的照片。我和她的。乐队的。录音棚的。我用了一个不会有人点进去的文件夹名,像个十七岁的高中生把日记藏在床底下。
照片不多,三十几张。我翻到其中一张。
那是我们在玉林路的一家烧烤摊。她坐在塑料凳子上,手里举着一串烤土豆,对着镜头笑。眼睛弯成了月牙。头发很短,刚到耳朵,穿一件宽大的白t恤。她背后的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啤酒广告,画质糊得像零几年的手机拍的——本来就是零几年的手机拍的。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翻到了另外一张。
那是录音棚里的。她坐在调音台前面的椅子上,戴着监听耳机,在听我写的一段旋律。她闭着眼睛,嘴唇微微张着。我偷拍的。
她听完后摘下耳机,转头看我,说了一句我现在还记得的话。
她说:"沈暮,这首歌你要是写完了,我第一个听。"
我说好。
那首歌到现在也没写完。
我退出相册,点开微信。赵北川的消息还在那里。
"暮哥,你不想来看看?"
我打了两个字:地址。
赵北川几乎是秒回。他发了一个定位,然后又发了一条:
"我就知道。"
我问:知道什么。
他说:知道你会问。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几秒,把手机收起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巷子口的下棋老头收了摊。橘猫跳上围墙,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消失在了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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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到棚子的时候,苏荷已经在控制室里了。
她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便利贴上写着:"沈老师的续命水,今日加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