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三次。修了三次。"
"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
"新的没你送的那个音质烂,但烂有烂的好。有些歌就得用烂音箱听。"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把方向盘往右打了一点,车拐进了一条更窄的路,"用烂音箱听歌的时候,你听的不是音乐,是你第一次听那首歌的时候在想谁。"
我没接话。
赵北川也没再说。他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点。暖风从出风口吹出来,吹在我冻僵的手指上。
赵北川住在朝阳区一个老小区里,六楼,没有电梯。他拎着我的包在前面走,每一步踩在楼梯上都带着一种房产中介特有的节奏——不快不慢,像是带客户看房。
"这房子你自己买的?"
"租的。买不起。我跟你说过北京的房子我买不起。"
"但你是卖房子的。"
"所以我才知道我买不起。卖房子的人最清楚自己住不起自己卖的房子。"他在六楼的门口停下来掏钥匙,"这叫什么——职业尊严。"
"这叫职业悲剧。"
他笑了。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圈,门开了。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客厅摆着一张沙发、一个茶几、一台电视。电视旁边放着一把贝斯。贝斯上落了灰。
"你还弹吗。"我问。
"不弹了。去年公司年会弹过一次,弹了一首《后来》。老板说我弹得不错,问我会不会弹《小苹果》。我说会。他说那你以后年会多上台。我说行。然后我就再也没弹过。"
他把我的包放在沙发上,去厨房烧水。我从客厅走到贝斯前面。琴弦已经松了,指板上有很细的裂纹。贝斯的背带上别着一个很小的徽章——"回声"乐队的logo,我自己画的。上面的颜色已经磨掉了大半,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你还留着这个。"我说。
赵北川从厨房探出头来。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贝斯,然后把头缩回去了。水壶开始响。
过了一分钟他才说话。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把那五年当回事。"
水开了。他把开水倒进杯子里。是白开水。不是茶不是咖啡。白开水。我家那边招待客人的方式——把水烧开倒给你就行了,别废话。
他把杯子递给我的时候,用的还是五年前那个杯子。杯子上印着一行字——"成都是全中国最适合熬夜的城市"。那是我们乐队第一次演出之后在夜市地摊上买的,五块钱两个,他一个我一个。我的那个早就不知道去哪了。他的还在。
我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水很烫。烫得舌尖发麻。
下午三点,赵北川去公司开会了。走之前他把备用钥匙放在茶几上,说想出去走走就出去走走,楼下有个便利店,便利店旁边有个面馆,面馆的炸酱面不错。他在门口换鞋的时候又加了一句——"你要是想去的话。"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他走了以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窗外的天还是灰的。北京的天空好像永远是这个颜色,像是有人在天花板上蒙了一层很旧的棉被。阳光能透过来,但透过来的时候已经不暖和了。
我打开手机。赵北川之前发的定位还在——不知书店,朝阳区某某路某某号。我在地图上搜了一下。离这里四公里。打车十几分钟。步行一个小时。
我看了那个地址很久。然后把手机放下。
手机震了一下。苏荷发了两条消息。一条是早上九点——"到了没。"一条是十一点——"外套穿了没。"中间隔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她没有催我回复。她只是在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