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着我:“我妈来了,你就别天天跑了。”
“我白天没事。”我说。
“你不用上班吗。”她问。
“先请假。”我说,“等安顿好了再说。”
她没再说什么,把脸转向窗外。过了一会儿,她说:“一会儿我妈上来,你别跟她提移植那两个字。”
“好。”我说。
“她也问过我。”她说,“我说就是普通的住院调理,她信了。”
“知道了。”我说。
她妈打水回来,我把床头柜上的东西重新码了码。她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暖水壶放好。
我走到门口,她叫住我:“沈暮。”
我回头。
“歌。”她说,“写完了,拿来给我听。”
“好。”我说。
下楼的时候,我在五楼的楼梯间站了一会儿。走廊里是消毒水的味道,有病房在咳嗽,有人在打电话。她一个人在这儿,要住很久。
我回到出租屋,天快黑了。我把吉他拿出来,靠在窗边,对着书店的方向,弹那三句副歌。
弹完了,停住。
第四句,还是写不出来。
窗外,书店的灯没亮。她不在里面。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还没全亮。我在厨房煮了粥,盛进保温杯里,去医院。她还没醒,她妈趴在床边睡着了。我把保温杯轻轻放在床头柜上,退出来,带上门。
护士站的小姑娘认得我,冲我点了点头。我在走廊尽头的椅子上坐下来,靠着墙。
天一点一点亮起来。窗外有鸟叫,然后是车声,然后是这层楼开始有人走动的声音。
她在这儿,要住很久。
我在这儿,也打算待很久。
歌欠着。她在医院里。
我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