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完,转身往巷子里走。走了两步,停下来,没回头:“周一你不用来了。我跟我妈说一声,让她来。”
“你说了,先不告诉她。”我说。
“我改主意了。”她说,“总得有人看着。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她走进巷子,路灯一盏一盏矮下去,她的影子越来越短,最后不见了。
我站在卷帘门前,站了很久。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门上的挂历哗哗响。
她说得都对。我待了这么久,酒店的钱流水一样花,成都的活欠了一堆,歌还是那三句。她赶我走,赶得有道理。
可她让我别来的时候,说的不是“别来”,是“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她妈临走那天在车站跟我说的话,又一句一句地回来了。她说知意这丫头,脾气硬,什么都自己扛,扛惯了。她说你要是愿意,多陪陪她。她说,歌写完了,也给她听听。
我没走。
夜里我躺在酒店的床上,盯着天花板。手机放在床头,我拿起来,翻到赵北川的号码,又放下。过一会儿,又拿起来。
我拨过去。
“北川。”
“哟,沈暮。”他那边有麻将声,“你他妈终于想起我来了。在北京一个多月,一个电话没有,我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
“你手上有没有短租的房子。”
“啊。”
“离她书店近一点的。一居室,能做饭。”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麻将声也停了。
“沈暮。”他说,“你认真的。”
“认真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天我带你看两套。一套在巷子口,一套隔一条街。你别说,我早猜着你得在这边长待。”
挂了电话,我躺回去,看着天花板。
歌没写完。成都的活欠着。酒店的钱还在烧。
可我不打算回去了。
至少,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