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抬起头。
五年没叫这个名字了。成都的录音棚里喊过,玉林路的火锅店里喊过,五年前离开的那天在机场大巴上,我在心里喊了无数遍。但现在真的对着她说出来,嘴唇有点抖。
"那首歌的歌名,我倒是想好了。"
她没说话,等着。
"就叫《五年》。"
她把视线移开了。暖气片又咔嗒响了一下。外面有人按电动车喇叭,滴滴两声,很吵,但书店里还是很安静。
过了很久,她说:"沈暮,你知道我最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不是你走了。是你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这句话比我想象中平静。没有哽咽,也没有质问的语气。就像一个事情放了太久,已经不会让人激动了,但你知道它一直在那里。
她低下头,手指在杯沿上慢慢地转了一圈。有一瞬间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有后半句话。比生气更重的东西。比五年更久的东西。
那半句话悬在她嘴边,和门口那串风铃一样——我知道它在,但她没有让它响。
她只是把杯子端起来又喝了一口。然后抬起眼睛看我。那个眼神让我觉得,她在等的不是我的道歉。是别的东西。而我还没准备好。
我想解释。想说家里出事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这些理由我排练了五年。但现在坐在这里,面对着她的脸,每一个听起来都像借口。
"对不起。"
"这句话你练了五年?"
"练了。"
她笑了一下。很轻,嘴角动了动就收回去了。但确实是笑了。
"歌写完了再给我听吧。"她说。
"好。"
店里又安静了一小会儿。她伸手把桌上的《挪威的森林》翻了一页,然后又翻回来——根本没看进去。我注意到她翻书的时候习惯用食指顶着书脊,和五年前一样。那时候在"不是书店",她也是这样一边翻书一边等我弹完一段de。
"你眼睛什么时候开始近视的?"我问。
她愣了一下。然后摘下眼镜,用围裙角擦了擦镜片。"来北京的第二年。可能是看稿子看的。在出版社那几年天天盯着屏幕,看到后来字都是重影的。"
她把眼镜戴回去。镜片上有一小片没擦干净的雾气,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微微发白。我没提醒她。她也没在意。
外面天色暗了一些。北京的冬天黑得早。书店里的暖黄色灯光显得更亮了。我这才注意到收银台旁边挂着一把吉他,原木色的,弦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那把吉他——"
"你放成都忘带走的,"她说,"我搬家的时候带来了。"